科恩构想中的“社会投资”,是运用这笔基金,协助刑期一年以内的囚犯改过自新、重投社会。根据统计,英国这类囚犯出狱后因找不到固定居所和工作,于放监一年内重犯的机率超逾60%,那意味着囚禁犯人的经费不仅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成为政府经常性的沉重负担。SIB支持的“社会行动(投资)”是培训释囚,比如一项十六周的油漆工训练便甚成功。这种“社会行动”还包括为释囚安排住所(据说许多释囚是因为放监后居无定所而再度犯案)。数据显示,“安居乐业”(有瓦遮头及有固定工作)令大部分释囚不会重蹈法网。迄2014年8月,该市重犯率比全国平均数低8.4%,如无意外,SIB将于2016年第一次派息,资金当然来自政府省下的监狱预算。
SIB虽然在盈利上无足观,但以捐钱为手段的慈善机构,于做善事(令犯人重生)之余还有收入且可节省政费开支,确是鼓舞人心之举,政府马上介入,是应有之义。英国保守党政府于2012年成立一个资本达6亿镑并委任科恩为主席的“大社会资金”(Big Society Capital),致力于通过“社会行动”以“分担政府工作、削减财政赤字”。如今保守党成功连任,首相卡梅伦早前提出、具体内容尚不清楚的“大社会”(Big Society)计划,看来会有很大发展空间。
当今之世,政府财政支绌是常态,见猎心喜仿效SIB的政府多的是,英国的便有艾恩斯郡及伦敦市,海外的更数不胜数,如美国、澳洲、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印度,都已成立类似组织。而罗纳德爵士还成为八大工业国(G8)的“社会关爱投资小组”主席。看来这种可以减轻纳税人负担而又能使投资者有利可图(虽然比起金融市场的暴利只是蝇头小利)的“社会投资”事业,会慢慢成为一门吸引慈善机构大力投入各“有意义又有收入”的金融事业。
2011年7月转任牛津赛伊德(Said)商学院院长的杜芬奴(P. Tufano)教授,在他求学及教书三十多年的哈佛时,写下不少对业界具有重大影响、有关工商管理及金融革新的著作,然而,他私心最关怀的,是如何凭借金融革新,让被金融机构摒诸门外的低收入阶层,能够从蓬勃兴旺衍生工具推陈出新的金融业中分杯羹。事实显示,只要愿意,“有钱人”都能受惠于日新又新的金融工具,但一向以来,银行家不做“穷人”(年收入一万美元左右的家庭)的生意,因此,金融活动带来的好处,“穷人”无法分享。杜芬奴认为应鼓励“穷人”投入金融活动,如此他们才会有所得益。
由于政府派发种种形形色色成本昂贵的“免费午餐”,以美国来说,“穷人”虽因此不致饥寒交迫、潦倒街头(西方大都会的露宿者多是崇尚自由不愿受任何规例拘束的流浪汉),但他们一穷二白的本质不变,生活彷徨,看不到前景,令社会充斥着怨气和戾气。据美国金融业管理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nthority)于2012年所作的调查,40%受访者说他们面临绝境时无法筹措应急的2000美元;约有三分二受访者指他们失业三个月肯定会断粮……这种情况,在非行全面福利制度的资本主义是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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