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倒闭）引起世界金融危机后，“痛定思痛”的有关各方，莫不致力于寻求防止危机再现的办法，“责任最大”的经济学界当然非常积极，而其中以外汇大炒家索罗斯出资50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于2009年10月成立的“新经济思想学社”（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最具规模和进取。该学社接受外界捐款，每年批出400万美元作为有关学术研究经费，剑桥、牛津和哥本哈根大学都成立“分社”……这五六年来，学社的成员（接受其资助的学者）环绕此命题出版、发表了不少论著，但“特效药”尚在摸索之中。大体而言，大部分（这只是笔者的感觉）经济学者认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原则上没有大问题，只是许多细节须要微调（包括加强规管监督）。换句话说，这可说是一项资本主义进化（优化）工程，并非进行打倒资本主义的革命！
作为经济学的旁支，因为未能“示警”而在金融海啸中千夫所指的金融（财务）学者，当然也做了大量分析金融危机“前尘今生及来世”的研究工作，结论是现行制度结构上并无问题，在这种基础上，只要汲取历史经验，不断创新，金融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重要性不变。这种现在看来平平无奇的结论，可不易为一般人接受。两三年前金融危机余波未了、银行家尤其是投资银行家被公众视为邪恶人物之际，《经济学人》2013年10月31日在纽约为其读者（订户）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谷歌还是高盛——职业大辩论”的辩论会，试测学者、业界和一般人是否认同金融海啸受害者（数以百万人计）认为金融业无益世人且已成夕阳行业的看法。正反双方辩论甚烈，旗鼓相当，其中诺奖（2013）经济学家席勒（R. Shiller）的说法最具说服力，他指出大学生首选的工作应该是金融业，因为不管传统工商业、新科技甚且要“打救世界”五花八门的行当，在在需财，即无论做什么事都“无财不行”；而要集资，有能力有办法筹措资金的，舍华尔街其谁，意味着金融业的重要性！这种见其根本的立论，大有道理，且强有力地彰显了金融业在世界进化中不可取代的地位。他遂鼓励年轻人投身此行业。可是与会者投票结果以赞成“谷歌优先”的大比数胜出，那等于说科技的重要性特别是谋生前景（赚钱能力）远在金融业之上。这种结果不难理解，以那场源自华尔街金融风暴的“风眼”正是纽约，《经济学人》的纽约订户大都有切肤之痛，对席勒鞭辟入里的论断，哪会听得入耳！
众所周知，在2008年危机之前二三十年，与金融有关的职业，不管是商业银行家、投资银行家、基金经理及财金分析员（不少是演员），都被视为能够帮助投资者创造财富进而有助经济向前发展的高尚（有意义及高薪）职业；可是，危机突至，且其势汹汹，有如海啸摧毁了灾区的硬件，暴露了身在其中者的丑恶面目和为牟私利不惜违法的欺诈手法，他们牺牲投资者利益以至大走法律漏洞不顾大局的“阴暗面”，在传媒略带夸张稍为渲染的报道下，无所遁形，令世人对这门长期被视为尊贵多金行业的态度，彻底改观。事实上，金融业特别是投资银行因太贪婪触犯法例规章被当局罚以巨款的消息，危机过后便时有所闻。据悉，前不久又有巴克莱、JP摩根、皇家苏格兰、瑞士信托及花旗集团被美国有关当局罚了一共56亿美元！
金融业与资本主义社会唇齿相依的关系，可从一些简单的数字见之。在酝酿及爆发危机的2007—2008年间，世界银行业的盈利总共达八千余亿美元，比2000—2001年增长一倍半；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少银行业务重整，利润萎缩，但不久后便“恢复增长”……比天文数字还大的利润，彰显了该业的重要，如今一般人对金融业持鄙视态度，却无法改变其渗入每一经济层面进而秒进斗金财源广进的特质。
业界“害群之马”（这种足以害群之“马”随处皆有无处不可见）令金融业蒙上污名，可是，这不等于整个行业已失原有功能。平心静气地看，金融业的重要性，虽然不若有一言九鼎之力的席勒所说之天下无匹、举世独尊，惟其在经济发展（古代的和现代的）中具不可或缺的作用，是谁亦无法抹煞的事实。那意味着只要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不管速度如何，金融业仍会担当一定角色。说金融业已成夕阳行业甚至已难觅新血（在现实上，学生不一定选择谷歌弃高盛），俱为偏颇之说！
《经济学人》金融编辑帕尔默（A. Palmer）的《醒目钱》（Smart Money；此词有内幕客注码之义，书名因有双关之意），主力介绍海啸后在满目疮痍废墟中如何奋进求发展的金融活动，对今后该业的发展，具积极意义。在第一章“历史的奶妈”（Handmaid to History；为何这样译，见文后的解议），帕尔默以记者而非学究的笔触，浅白流畅地述说从古至今金融业与经济相辅相成“共同进步”的关系，在每个历史转折点，金融业都起着关键性作用。对这些枯燥的史实，作者娓娓道来，如话家常，甚有读趣。
事实上，金融活动不但与贸易（即使是远古时期的以物换物）、财政安全和信贷共生，而且和人际关系并存。《醒目钱》说公元前9000年前后、远于某种形式的货币发明前，牲口便被先民用为支付（利息）手段，你借出十头耕牛，一年后收回十二头——“本金”十耕牛加“利息”二牛犊！说来有点不可思议，Interest（利息）竟然与古巴比仑时期苏美尔语（Sumerian，盛行于公元前四五千年的近东地区）的Calves（牛犊）同字；而Pecuniary（钱财）则源自拉丁文的Pecus（畜群）。盘古初开时，牲畜与金钱同义！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金融业亦趋复杂化。当公元1000年前后远洋捕鱼猎鲸成行成市而慢慢发展出来的海上贸易，若非有银行、保险及稍后出现的股市的助力，肯定无法成为推动环球贸易进而促进世界各国互通有无、令各国各受其惠的经济手段；各国于通商中很自然地催生了种种可以“交换价值”的工具，金融制度由是而生。不必讳言，以今日在政府监管、市场竞争及传媒虎视眈眈之下，金融丑闻尚时有所闻，在“什么都没有”（既无政府监管亦无同业规范是绝对弱肉强食的自由世界）的古代，诈骗或经营失算、失当而肇致的金融灾难，更是常态。当然，“什么都没有”是不严谨的说法，因为公元前1800年左右巴比仑皇帝制定、后人以皇上之名名之的《汉谟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既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法令，也有划分奴隶与自由人的规定，更重要的是，《法典》已有类似现在最低工资的规条，订明牛车车夫以至医（巫）师酬金的准则，而新建房屋如倒塌，承建商责无旁贷应作出赔偿，这与今之物业保险无异。《法典》的主要部分在规定家中各人的权责，对遗产分配、离婚以至性行为，都明文刻石以示天下。在处理这些事项上若出错（当然是皇帝老子说了算数），负责官员将被辞退且“永不录用”！
帕尔默有所不知的是，买卖双方称便的贸易，在我国真的是“古已有之”。《易·系辞（下）》说神农氏（应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时已有市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交易”大概是以货易货，惟明白指出“以货易货”的交易，见诸《淮南子·齐俗训》，说于唐尧时（应于公元前约2000年）以市集交易情况：“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
在经济学家眼里，人有两种“资本”。其一为“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即是一个人所赚取和累积的钱财；其一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即是赚钱（特别是未来）的能力。这两种“资本”并不“调协”，上年纪者的“人力资本”所剩无几，但多少有点累积的钱财，当然，一穷二白者亦不在少数；年轻的有充沛“人力资本”却“莫财”，而这亦是笼统的说法，因为在科网时代青少年人发大财固比比皆是，获“双亲银行”馈赠者更为过江之鲫。
如何让这两种“资本”不会因为“青黄不接”而出现窘迫情状，惟金融运作足以弥补这种缺憾，而信贷是自古至今行之有效的工具。人们趁“人力资本”旺盛时多赚点钱，然后储蓄令“金融资本”厚积，以待“人力资本”消逝即失去工作能力没有收入时使用（退休时不致为生活之资而烦恼）；同理，缺乏“金融资本”的年青一代，除了工作赚钱之外，尚可以其“人力资本”作为按押品，向金融机构以至政府部门举债（如学生向政府借贷交学费）。长期物业按揭是调和这两种不同“资本”的典型例子。固定开支与收益（利息收支）的信贷（如定息存款如债券）以至派息浮动的股票（公司赚蚀无常派息多寡是未知之数），便是因应市场需求而生的“新”玩意。至于证券市场的出现，则是海上贸易的衍生物。在中古世纪远洋航海开始的时候，为了开拓海外市场（最初是采购“奇异”的外国物品如香料）牟取利益，对前景有憧憬且有“金融资本”者，斥资兴建船舶，与充当探险家和船员这类有“人力资本”者合作。当然，船员出海后应该怎样做，比如在目的地以何种价格购进哪种物品，有明文规定，这便是最古老的“合约”。非常明显，“金融资本”可从集资得之，出资者便是股东，股东有分享利润的“权利”，也有承担风险的“义务”；而让这些“权利与义务”可以转让的市场，是为证券交易所。
保障海外货物平安抵埠，分开船只载货是不错的主意（据说这是我国商人的主张），惟若遇大风暴，船只可能全部沉没，打破“分船载货”以策安全的计设；为了克服不可抗力天灾的摧残，意大利热那亚人于1298年发明海险，买卖农作物期货的方法由是而生。海险的诞生因远洋贸易而起，火险的出现，则是伦敦那场发生于1666年9月2日的大火。话说这一天，伦敦面包师法里诺（F. Farynor）收工前忘记熄火，无人看管的焗炉，火星四射，木（当年最常用的建材）屋着火，终于酿成连烧四天把伦敦一万三千二百多间房屋烧成灰烬的“伦敦大火灾”（The Great fire of London）。有无限创意的医生兼物业发展商巴蓬（N. Barbon），顿生保障业主免受祝融吞噬造成难以弥补损失的意念，由是构思出火险这门至今蓬勃兴旺的大生意！
为了克服天灾人祸带来的性命和财物损失，有“人定胜天”根性的人，相继发明不少至今仍不断完善化的金融工具，令金融业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发挥看似不显眼却不可或缺的“穿针引线”作用！
一场有文字记录以来未遇的大火，不但催生了火险，相关行业亦如雨后春笋，应时而出。这些新兴行业，包括信息搜集、分析，在此演进过程，学者的介入、学术上的突破，令金融工具日新月异、日益严谨，健全了金融业的发展。在这些成就中，举其荦荦大者，有瑞士数学家（微积分的先驱）贝努利（J. Bernoulli，1654-1705）凭掷骰子而发现的大数定律（Law of Large Numbers，重复试验次数增加令频率趋于稳定；此定律在1713年在贝努利的遗作中发现）；意大利数学家（比萨的）莱昂纳多（Leonardo da Pisa，1170-1240）于1202年发现的“神奇数字”（Fibonacci）；还有，英国博物学家哈雷（哈雷彗星的哈雷E. Halley，1656-1742）1693年根据德国Breslau镇人口资料编制的“生命表”（Life Table），显示任何年龄的人在下一个生日时的生存概率，进而预算出人在不同年龄的预期寿命，成为精算师预测投保者的寿命以至发病概率之所本……这些学术上的突破和进而建构制度、模式，奠下今日肯定财源广进的保险业的基础（保险公司亏蚀甚至破产，绝大部分是涉足保险业外的生意肇祸）。
19世纪初期发明铁路，是所谓“资本密集”行业，在英国兴建铁路高峰期的1847年，投入铁路的资金占当年GDP的7.5%（参考数字：上世纪90年代，美国科网崛兴时，其间每年投入的资金只占GDP百分之一至一点五）。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没有金融业的协助简直不能成事。为了投资者（铁路公司）和集资者（银行及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报道和讨论有关企业营运情况及预测盈利前景的媒介，应运而生。如今股市中人非常熟悉的标准普尔指数（Standard and Poor's Index）中的普尔，便是当年风行畅销的《美国铁路日报》的总编辑亨利·普尔。
众股民周知，英国铁道热（兴建及投资）终于引致的“铁道狂潮”泡沫，于1848年爆破，大名鼎鼎的进化论作者达尔文、哲学家米尔及小说家勃朗特姊妹，都是大输家……
工业革命的最重要“副产品”是工人阶级崛兴，马克思虽然很具说服力地证明工人被资本家剥削，但大家不可忽略的是，没有资本家的“冒险”，这些工人，特别是女工和早已被定非法的童工，可能终生困于物资匮乏的厨房，后者甚至可能饥寒交迫倒毙街头……无论如何，工业革命成功，让以亿计的劳动者不但可以有隔宿粮，甚且有余资作为储蓄、投资，服务他们的储蓄银行遂自然而生，证券市场的服务对象亦从大户扩展至升斗小民，美林证券的发展便是一个成功的显例。查理·美林（C. Merrill，莫路；以其公司Merrill Lynch〔与E. Lynch合资合名〕通译美林，从俗易明）于1915成立美林证券，业务并无多大进展；至战后的40年代，随着经济形态的进化，业务集中零售（散户，retail）生意，以“工人阶级”（其实是受薪中产）为目标客户，自此生意兴隆，分支开遍全美……以及香港。有点题外话应该一提，1948年10月，美林在《纽约时报》的促销广告（投资股票及债券须知）长达六千余字，这本是广告的大忌，哪知想“发达”的准投资者当为发达指南，一字不漏熟读，等于受了一次彻底的投资教育，美林一下子吸收了三百余万客户！
股票投资（投机）深入民间、成行成市，随着战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已粗通投资之道且有点“闲钱”的受薪阶级，有土斯有财有屋才稳当的基因发酵，于是兴起“自置物业”的意欲；买楼遂渐渐蔚成时流，居于自置物业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以美国为例，从1940年的43.16%,上升至1980年的64%。与物业按揭有关的投资工具应运而生。非常明显，衍生工具如“次贷”的发明愈来愈“神奇”愈“离地”，种下了2008年那场翻天覆地其杀伤力被形容为大海啸的金融危机！
简单的历史清楚说明，金融业在困难以至危机中成长茁壮，如今可说陷入困境的金融业，亦于一般人尚无知觉间默默耕耘，不断巩固优化旧业务、开拓新业务，让不少人觉得古老金融业的前景并不比新锐的科网业逊色！
第一种既能生利又具社会意义（为纳税人省钱进而希望可令大政府的规模萎缩）的新金融工具，据《醒目钱》，首现于英国剑桥郡人口不足20万的古镇Peterborough。热心公益的当地仕绅、退休基金经理、有社会投资之父别称的罗纳德·科恩爵士（Sir Ronald Cohen），于2010年说服英国司法部及财政部，让他成立的基金（资本500万镑，本拟集资1200万镑，但财政部认为应从小做起）从事“社会投资”。由于事涉公共部门，那当然得获当局的合作才能推动。这笔资本由发行世界第一种“社会关爱债券”（Social-Impact Bond, SIB）筹集，十七个认购者都是形形色色的慈善机构。
科恩构想中的“社会投资”，是运用这笔基金，协助刑期一年以内的囚犯改过自新、重投社会。根据统计，英国这类囚犯出狱后因找不到固定居所和工作，于放监一年内重犯的机率超逾60%，那意味着囚禁犯人的经费不仅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成为政府经常性的沉重负担。SIB支持的“社会行动（投资）”是培训释囚，比如一项十六周的油漆工训练便甚成功。这种“社会行动”还包括为释囚安排住所（据说许多释囚是因为放监后居无定所而再度犯案）。数据显示，“安居乐业”（有瓦遮头及有固定工作）令大部分释囚不会重蹈法网。迄2014年8月，该市重犯率比全国平均数低8.4%，如无意外，SIB将于2016年第一次派息，资金当然来自政府省下的监狱预算。
SIB虽然在盈利上无足观，但以捐钱为手段的慈善机构，于做善事（令犯人重生）之余还有收入且可节省政费开支，确是鼓舞人心之举，政府马上介入，是应有之义。英国保守党政府于2012年成立一个资本达6亿镑并委任科恩为主席的“大社会资金”（Big Society Capital），致力于通过“社会行动”以“分担政府工作、削减财政赤字”。如今保守党成功连任，首相卡梅伦早前提出、具体内容尚不清楚的“大社会”（Big Society）计划，看来会有很大发展空间。
当今之世，政府财政支绌是常态，见猎心喜仿效SIB的政府多的是，英国的便有艾恩斯郡及伦敦市，海外的更数不胜数，如美国、澳洲、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印度，都已成立类似组织。而罗纳德爵士还成为八大工业国（G8）的“社会关爱投资小组”主席。看来这种可以减轻纳税人负担而又能使投资者有利可图（虽然比起金融市场的暴利只是蝇头小利）的“社会投资”事业，会慢慢成为一门吸引慈善机构大力投入各“有意义又有收入”的金融事业。
2011年7月转任牛津赛伊德（Said）商学院院长的杜芬奴（P. Tufano）教授，在他求学及教书三十多年的哈佛时，写下不少对业界具有重大影响、有关工商管理及金融革新的著作，然而，他私心最关怀的，是如何凭借金融革新，让被金融机构摒诸门外的低收入阶层，能够从蓬勃兴旺衍生工具推陈出新的金融业中分杯羹。事实显示，只要愿意，“有钱人”都能受惠于日新又新的金融工具，但一向以来，银行家不做“穷人”（年收入一万美元左右的家庭）的生意，因此，金融活动带来的好处，“穷人”无法分享。杜芬奴认为应鼓励“穷人”投入金融活动，如此他们才会有所得益。
由于政府派发种种形形色色成本昂贵的“免费午餐”，以美国来说，“穷人”虽因此不致饥寒交迫、潦倒街头（西方大都会的露宿者多是崇尚自由不愿受任何规例拘束的流浪汉），但他们一穷二白的本质不变，生活彷徨，看不到前景，令社会充斥着怨气和戾气。据美国金融业管理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nthority）于2012年所作的调查，40%受访者说他们面临绝境时无法筹措应急的2000美元；约有三分二受访者指他们失业三个月肯定会断粮……这种情况，在非行全面福利制度的资本主义是普遍现象。
为了不必加重纳税人负担而又能让“穷人”摆脱这种窘迫情状，杜芬奴主催组织的“梦想成真基金”（Doorways to Dreams〔D2D〕Funds）于2009年在博彩合法化的密歇根州推出一项“储蓄便得着”（Save to Win）的计划：只要存入25美元，存户便可获一张每季开彩的彩票，中彩者可得5000美元。结果在一年内“利诱”约5万“穷人”开户口，储蓄总额达9400万美元。对金融家来说，这不过是盏盏之数，惟数万“穷人”省下近亿本来也许会消耗于非日常必需品如烟酒上的钱，换回一个可能“发达”的前景，杜芬奴“功在社会”，不言而喻。目前内布拉斯加、南卡罗来纳及华盛顿州都有近似（州法不同，有关计划的设计有异惟原则在帮助“穷人”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的目的则一）的计划。
2007年旧金山成立的“贷借会”（Lending Club），目的在协助被银行视为“不足信”（least creditworthy）即“没有信用”的人有机会贷款以济燃眉之急或免受变相高利贷的压榨。促成此事的是法裔计算机软件专家R. Laplanche，他于2005年把创立的公司卖给甲骨文，顿成小富。惟他不思“叹世界”，而是想起应该帮助那些因“周转不灵”被课重息的信用卡用家，“贷借会”于焉成立，这是世上第一间调协“同辈相借”（Peer-to-Peer Lending）的组织。利用科网讯息，令会员了解“有钱可借”及“有意借钱”者的财政情况，然后由设定的计算机程序“匹配”。结果非常理想，谷歌已成为主要投资者，前财长（及前哈佛校长）森玛思和投资银行摩根前主席麦克（J. Mack）均应邀出任董事……2013年，“贷借会”的平均息率十四厘，不及信用卡公司之半，大大减轻那些出粮时才有财力偿还信用卡欠款者的负担；扣除该会收取的手续（成本）费及撇除约4%的烂账，投资回报在10%水平。收入不俗且可助人，其业务扩展甚速，不在话下。“借贷会”的营业额，2012年已逾10亿美元，去年至9月已达60亿美元。由于去年美国信用卡“应交未交”的欠款数额高达7000亿美元，于去年底上市时估值54亿美元的“贷借会”，真是前途似锦。生意潜力这么大，不难想象，美国已有竞争对手，伦敦亦有类似的公司。
《醒目钱》分二卷，第二卷“为善最力”（A Force For Good）共五章，谈的都是如何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削减赤字）提高政府效率及以最低成本甚且可获微利协助不幸的人群，本文上面所举只是三个笔者认为较具现实意义的例子。由于篇幅关系，其余数种可纳入“行为经济学”范畴的“社会投资”项目，有待有心人去发掘了。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金融业虽非主角，却担当了不可或缺如铺桥筑路的角色，而金融创新成为每个历史阶段向前突破的催化剂，彰彰明甚。在金融危机与科网时代接踵而来的此刻，金融业特别是其从业人员似已受“道德大多数”唾弃，但大家应看到他们当中有不少不再汲汲于赚取最大利润而有社会良知的精英，多方设法，令金融业于不知不觉间步入新境界！由于若干金融业务项目利人益己，景从者众，势所必然，那意味受惠于新型金融业的，不再只局限于少数业者及大户。大多数人将可从创新革新的“社会投资”中受惠，看来很快会成为金融业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