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来监管结构究竟更多考虑澳大利亚基于目标的"双峰监管者"模式，还是倾向于监管整合程度似更高的英国 "单一监管者"模式，大可讨论。但无论如何，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绝不能换汤不换药，一改就改到形式和内容两张皮的老路上去，只求形式上的好看中听，什么保障金融安全，什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什么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底线，统统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既坚持市场化改革大方向，又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才是我国金融监管长远的改革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十三五"规划建议所做的情况说明中指出，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剧烈波动以来特别是中纪委巡视组进驻金融系统巡视以来所初步暴露和揭示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让人们更迫切地认识到，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如再不来个脱胎换骨的市场化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就很有可能成为空话。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究竟该怎么改？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据说倾向于建立大部制监管体系。这几年来，我国金融业市场化发展越来越快，微观主体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综合经营趋势愈发明显，机构间的契约合作更加普遍，金融业务出现朝着表外化方向扩展趋势，互联网金融等创新业务蓬勃兴起，市场创新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突破原有的监管体制，金融风险更在监管体系之外快速积累，分业监管架构不是出现监管空白，就是发生重复监管，对变化多端的金融风险已难以完全管控。

　　在6月中旬股市巨震后的政府救市中，市场流动性由央行监管、"两融"资金及证券交易市场由证监会监管、场外配资由银监会监管、险资入市由保监会负责、"救市"资金由财政部调配的五龙戏水体制各自为政的弊端就表现得极为鲜明。例如，在两融和配资杠杆风险暴露无遗的情况下，央行提供无限流动性的公告最早并不是由央行而由证监会发布，这其中有没有给姚刚 、张育军乃至作为救市大本营的中信证券那些大佬们里应外合，上下其手大开方便之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呢？

　　现在的市场交易很多都是跨市场、跨期货和现货的交易。在笔者看来，不仅作为监管部门是什么监管责任就该负什么责任，并且也只有在紧密结合对监管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具有典型意义现实问题的深刻反省和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举一反三厘清监管体系的职能界限，才能明辨究竟什么样的监管组织框架和功能、监管模式更适合当前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转型需求。否则，如果老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免雨过地皮湿，不仅在制度上责任落实不到位，还容易留下严重的隐患。但问题是，大家现在对分业监管的弊端以及对实体经济转型和发展更多呈现的负面作用已有了共识，而对于什么样的金融监管模式才更能适应和促进正在变化和创新过程中的新经济时代，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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