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奥巴马的表态或者说呼吁在反对党共和党内也赢得了一些支持的声音，然而，且不说奥巴马要在任内完成批准TPP程序极有可能是一厢情愿，就是在一向对TPP热情极高且试图将其打造成围堵中国的贸易防火墙的日本，朝野和各种利益团体对待TPP也始终存在诸多分歧。况且，美日在经济、金融与贸易领域也并非铁板一块，美国甚至在日前将日本列为汇率监控对象国，美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远比外界认为的要大得多。六十多年来有过多次被美国在战略上锁定的痛苦经历的日本，又怎么会愿意被长期捆绑在美国的贸易战车上呢？
从国家之间的利益互动来看，在关乎全球贸易规则变迁的重大问题上，奥巴马要将已是全球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简单排除在外，不仅不明智，而且不现实。时至今日，中美之间的经济与贸易联系，绝不是每年超过5500多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量、双方互为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以及中国作为美国重要债权国地位等那么简单，而是两国经过这些年来的经济、贸易、科技与人文交流，形成了极为复杂且重要的多维联系。从另一个视角看，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既有力量体系的美国与代表着新兴力量体系的中国，通过双边互动及各自建立的体系间的互动，共同促进了今日全球经济竞争与贸易变迁的多元格局形成。更何况，眼下中美之间还有着极为重要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且该谈判经过24轮的推动，正朝着达成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方向努力。尽管从中美BIT负面清单交换情况看，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将面临较大的开放压力，尤其对金融、电信和专业服务等服务贸易领域将产生较大冲击，但中国也将从双边投资协定中获益良多。因此，中美在将来某个时间节点达成一致，应是大概率事件。在此背景下，美国想要架空对方，或将对方置于完全战略对手的地位，绝非理性之举。
如果将光谱往前推移30年，美国是不会担心一个尚未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国能对美国形成多大的竞争挤压的，但随着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美国很快发现，中国不仅在适应全球贸易规则方面是八段高手，而且在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红利方面也做得十分出色。通过WTO搭建的平台，中国将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强化的生产能力和不断扩充的贸易体系紧密结合起来，短短15年间，在贸易领域就从一个相对边缘化的贸易体成长为全球三大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力量之一，且随着技术领域的不断进步和金融竞争力的增强，中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并能根据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趋势更积极主动介入双边、区域乃至全球贸易便利化的进程中，甚至能在贸易规则领域拿出制度设计。显然，这与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发生了碰撞。为了对冲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增强的影响力，与军事领域重返亚太的战略相互策应，并非TPP发起国的美国，在该协定发起谈判之后的第8年（2009年）宣布加入谈判，并很快主导了谈判进程。
按奥巴马的说法，一旦TPP最终施行，目前亚太地区的诸多贸易壁垒将消除，域内成员国将有18000项针对美国产品的税目被取消，这意味着美国能向亚太地区出口更多产品，这无疑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由于中国不是TPP谈判国（即便将来加入谈判，可能也是相对弱势的参与国），这将确保美国能牢牢把握亚太乃至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只是，在全球经济与贸易体系日趋多元化、经济重心东移趋势加快，但发达经济体仍握有体系主导权的今天，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均在积极构建区域乃至全球性贸易圈，进而寻求制定21世纪全球贸易规则。但归根结底，要形成新的更具便利性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贸易规则，中美两大经济体必须在摒弃排他性思维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有效合作与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以在合作博弈中共同构建21世纪全球贸易规则。
对有战略眼光的两国政治家和商业领袖来说，构建适应21世纪趋势变迁的贸易规则，不仅需要中美两国努力寻求扩大合作空间，凝聚彼此共识，也离不开与欧洲、日本、印度、俄罗斯、巴西及其他经济体的深度合作。贸易规则肯定有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一面，但又不能仅仅服务于国家利益，它还有节约交易成本，促进人类福祉提升的一面。两者不可或缺。